学者张力奋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的这场新书研讨会股票怎么配资，可能是院系里所有研讨会中，最为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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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宽敞的会议室座无虚席。除了两排来自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学者、众多旁听的学生，还有一群往常绝不会出现的人。他们是社区干部、弄堂居民，端坐在那里有些拘谨，脸上却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轮到被张力奋称为“达叔”的居民达世德发言时，他拿着手写稿的双手一直在微微颤抖。
现场一个令人意外又称叹的环节，是穿着面料考究的淡卡其色长袖衬衣的张力奋起身，骄傲地展示他的“宝贝”——一位老人的炭精素描画像，一把长短和颜色均不一的毛衣针，还有一期《阿尔巴尼亚画报》……他的一位受访者，在上世纪60年代留下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坐在破旧的楼顶上看《阿尔巴尼亚画报》。张力奋费了好大工夫找到那期杂志，作为惊喜现场送给对方。
如果不是张力奋，这些来自杨浦区平凉路2767弄的日常旧物，还有更加脆弱的里弄记忆，将随着挖掘机铲斗的上下挥动，和那里大片大片的“老旧破”一起彻底消失。现在，经过他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赶在老邻居四散之前，把他们的“生活史”化成图片和文字保留下来，于是有了《平凉路2767弄：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
“网红经济”时代，自带流量密码的“衡复”“巨富长”“梧桐区”对上海固然非常重要，但张力奋说，上海之为上海，更因为它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源地。晚清时“五口通商”选在杨树浦，这里靠近长江口岸，物流运输、劳工成本都低。平凉路2767弄的过去，就是杨浦这段历史的折射，“加上杨浦，上海的历史才完整”。
一枚“记忆的铆钉”
非常巧的是，2021年9月，张力奋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的新课“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与平凉路2767弄的拆迁征收几乎同步。
新课是一门跨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课程，计划训练学生记录、观察正在快速消失的老上海。
对外地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是从类似《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住在武康大楼》等书中了解上海。大火的电影《爱情神话》，拍摄地点也选在了“上只角”。“据说写西区的书很好卖。”张力奋也一度忐忑，不知道将观察上海的视角切换到被称为“下只角”的杨浦，社会关注度如何。
但是他又很难割舍自己的“私心”——他的父母在杨浦工作，他在杨浦长大、求学，毕业后还在复旦大学工作了几年，总是希望，在奠定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的老区，能敲下一枚“记忆的铆钉”。
2021年8月的一个酷暑天，张力奋第一次走进杨浦区定海路街道平凉路2767弄。里弄位于杨树浦心脏地带，曾属英美公共租界。1921年，日本纺织企业为纱厂在此配套修建了职工宿舍，1949年后更名为国营十九棉职工宿舍区。
这里厂舍合一，是企业办厂的典型。日企时代按照厂内职务等级，修有英式别墅、日式排屋、中式弄堂新里及平房等，供厂长、工程师、职员、高级技工、保修工、纺织女工等不同阶层人士居住。厂区里还有职员浴室、工友浴室、工友食堂、子弟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哺乳室、医院及药房、花园、游泳池、足球场、篮球场、消防队、理发店、阅览室等各种附属建筑。工人和职工来自天南海北，除了上海人，还有从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来的。据当时工厂职工回忆，杨树浦众多纺织工厂中，十九棉设备和环境都是最好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里成了“老破小”。2021年秋，居民要全部搬迁，百年里弄社区将改造重建，仅有少部分建筑会作为遗迹保留。
张力奋本科读新闻，留学后在英国主流媒体工作了很多年。记者工作培养的新闻敏感度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田野调查样本。接下来的一学期里，他带着12个学生，对15位居民，以及一位长期从事街道旧区改造的负责人展开了深入访谈。访谈者中，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54岁。
“过去一二十年，上海在重建过程中，大家都意识到要有历史感。但是在叙事上，对西区投入的人文研究力量，要远远多于东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大家对东上海和北上海历史的关注，如果能够把西区叙述和东区叙述结合起来，上海就变得比较完整了。”张力奋说。
“野孩子”与“蜗居”记忆
研讨会结束，好几位居民立马就把张力奋团团围住，他们都提着装书的马夹袋过来，叫他帮邻居签名。达世德更是前后一共帮大家买了100多本。不过，在上海这样一个高度重视个体隐私的地方，要让忙着拆迁的居民把自己乃至家族的往事讲出来，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除了社区帮忙介绍的达世德等几位里弄积极分子，不出所料，多数居民都对访谈高度警惕且回避，“老杨浦”张力奋面临的阻力还更大。有人查到他在BBC的工作经历，进行了20多分钟的“审问”，“他们就想，为什么这个教授舒适的生活不要，在居民最忙的时候过来？有什么不好的目的？甚至还问我拿的什么护照。”还有一位受访者，每次都是单独锁在房间接听访谈电话，听筒里不时响起丈夫的敲门和责备声。
研讨会上，定海路街道旧改分指挥部负责人杨建元也坦承，一度不想张力奋他们过来，因为担心有人勾起了某种回忆而不愿搬迁，影响旧改意愿征询率。
最终，经过多方努力，上世纪杨浦区若干工人生活的历史片段，被幸运地保留下来。
应长生的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抗战后家道中落，辗转到上海。她经过同乡关系，给女儿在十九棉谋到一份纺织工的工作，一家人得以在上海立足。每天早上，缠过小脚的她还早早就一高一低地走出门，帮人梳头、打发髻，补贴家用。
陆锦云小时候，现在的地铁12号线爱国路站附近有三个大小湖荡，他们经常从十九棉翻墙过去游泳、抓虾、摸鱼，有时游着游着就能踩到鱼，直接闷下去把鱼捞上来。只要不上课，一群弄堂的男孩甚至可以跑到复兴岛玩，家长也不管，“按照现在的话说，我们就是‘野孩子’”。
达世德1970年去黑龙江逊克县下乡，直到1996年为了孩子高考，才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回沪。他的爱人是当地老师，做过幼儿园园长、小学校长，达世德是县防汛办副主任。回来后夫妻俩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居委会楼下的路边开了个早餐铺，卖牛肉面、韭菜饼等，艰苦谋生。
“蜗居”，则是几乎每位受访者的共同记忆。有些居民家里6个人，住不到9平方米的房子。有三代人住在一间堂屋，包括奶奶、父母以及兄弟五人。周筛罩的老房子拆迁面积是22.9平方米，最多的时候住了10个人，“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删稿背后的研究伦理
遗憾的是，有些受访者见到整理出来的文稿后，主动做了大量删减，甚至直接撤稿，这些口述史只能随着十九棉的废墟一起，在岁月中深埋。
编辑后期，张力奋发现样本中工友背景的比例比较高，没有反映出工房区里同样住着的工程师、职员家庭的生活情况，又补充做了两个访谈。一位访谈者今年71岁，父亲是高级技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沟通了两个月，她才愿意接受访谈。为了不让对方感到紧张，张力奋专门安排在吃饭的时候进行，也没带录音笔，只是拿本子记录。她的口述实录整理出来有12000字，讲母亲去世前最后两个礼拜的情景尤为感人。
但这位女士看到文稿后做了大量细节删除，前后删掉差不多5000字，最后成稿也是所有访谈中篇幅最短的之一。“工程师和职员家庭的子女，和蓝领家庭不一样，他们对隐私的理解，对媒体的理解，对个人生活可能会有的影响，会有方方面面的考虑。”
还有一位老先生，接受访谈时无所不谈，十分配合。没想到看完学生整理出来的文稿后陡然变化，接连几晚上没睡好，于是态度激烈地找到学生“控诉”，说把内心深处封闭了几十年的东西挖出来，完全打乱了他的生活，坚决要求撤稿。张力奋看过那篇访谈，里面其实没什么敏感内容，给老先生做了好多思想工作，甚至请他的领导帮忙，但他始终不肯退让。
有意思的是，《平凉路2767弄》出来后，老先生又主动联系张力奋，想要本书。慷慨应许之际张力奋趁机追问，要是再版，是否愿意把那篇口述实录补上，哪怕做删减也可以。他表示“想一想”，“但是目前还没有给我一个明确回复”。
张力奋说，这些受访者的真实的态度，给研究者很多启示。“我们研究的是别人，绝对不要因为自己对研究的一些偏好和取向，刻意把他们做到我们理想的程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诚实的做学问的方式。你就应该允许你的研究对象有的时候是很浅薄的，他们是有很多的考虑。”
“99%以上的受访者，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们也不知道其中的游戏规则。某种程度上，你完全有可能去操纵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研究者，绝对不要受这些东西的诱惑。”张力奋说，访谈之初，他就以书面的形式和所有访谈者说好“游戏规则”，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修改、删减权利，等等，这些都属于“研究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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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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